-太极宗师杨露禅偷拳「武艺闲扯谈太极拳大师杨露禅考武举第一弹」

太极宗师杨露禅偷拳「武艺闲扯谈太极拳大师杨露禅考武举第一弹」

文/李通国

有网友质疑,太极拳大师杨露禅既然功夫那么好,为什么不参加武举考试呢?谋得一官半职,能够享受的待遇,获得的荣誉都远非他给权贵做武术教师所能比拟的。难道,他要白白浪费了自己过人的好功夫!

确实,杨露禅是可以有机会考武举的。

清朝军人形象

一、清朝武举考试从对少数人开放到面向全国

大清的政策渐进地开放了武举选拔的范围。

武举是选拔武将人才来源之一,在和平时期尤其成为重要渠道,保证武学人才的上升空间,稳定地流入到体制。

清代一立国就采取了“文武同庠”是教育体制,把参加武举的考生也纳入官学体系之中,与文生一同培养。

只是面比较窄。

初期的武官学分为宗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左右翼世职官学、汉军义学(康熙三十年还另外设立了八旗义学,但又于乾隆二十二年谕令裁撤)五类。

这五类官学根据其教学对象的身份大致划分为:以宗人为主的宗学、以满蒙八旗为主的官学与以汉八旗为主的义学三大类(实质上也从属于三种身份等级)。

武举人才吸纳范围只覆盖了皇亲贵族、八旗军人和服务于八旗的汉军人等有限的群体。

显然,仅仅从满蒙八旗人口招生,无法满足偌大国家对武学人才的需要, 为了做大“义学”,满足武举考试系统性的需要,康熙对武举制进行的四次大改革。 面向八旗汉军子弟的汉军清文义学建立,以汉军八旗为吸纳对象的义学就逐渐成为武举制度下人才的主要来源。同时鼓励普通士兵参加武举考试,使长于谋略而无实际战功的人才不至被埋没 。

这样,武举考范围拓宽了。但是这仍然不是像文科举考试那样面向全国大众,就是说,此时武举还不是福荫大众的制度。

制度还要改革。

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义学的吸纳范围就不仅限于汉军八旗,而是拓展到了所有有志于进入武官学体系的汉人, “议准各省府州县令多立义学, 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 [1]

普罗大众的清朝武举制的上层设计完成了。

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青壮年期在道光年间的杨露禅,具有了参加武举考试的机会,也可以有参加武举考试的资格。当然,如果他不选择跟随陈长兴学习武术,如果他有意愿的话,也可以考公办学校,进入官方武学习武。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武举考试骑马射箭

二、上层制度设计很好,但是参加武举考试对普通人家又有难题。

难题一。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专门从事选拔培养武举人才的管理机构,对地方武士选举制度进行了常额化设置,《宁国府志》有记载: 康熙五十五年,武举章振世倡建,知县杜滨记。 ……学官弟子员额:教谕一人,复设训导一人。 廪膳生员二十人,增广生员二十人。 学院岁科两试,每试取进文童二十五人为附学生员。 岁试取进武童十五人为县学武生。 [2]

县级武学岁试招收15名武生,这期中只有廪膳生员享受公费。清朝府、州、县学生员每月都给廪膳,每人月廪米六斗,补助生活,但是有名额有限制。只有通过岁、科两次考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名义。这与现代学校中给那些考试优秀学生发放的助学金是一样的。奖勤罚懒,制度设计没有问题。

学校是公办的,可是并不是义务教育,学费并不是人人都能全免,而且大部分学生食宿自理。毕竟,机会对大众是公平的,有志者都可以争取。

陈家沟的家谱记述,陈王廷曾经是“武庠生”,就是考进州或县所办武学的学生。大概在武举考试中没有建树,最低的“武秀才”资格也不曾有,不然,早写进家谱炫耀了。

清朝名臣冯桂芬在个皇上的奏折《校邠庐抗议》中写道:“力士多出藜藿,而试事之费十倍于文,寒素不能与。”[3] 意思是说,力士大多出身于贫苦人家,但是武举考试的费用十倍于文举考试,这些人家大多因为贫困不能参与武举考试其中。相比于文科举,武举则更需要殷实的家境才能出仕。

看来,现实中还是存在问题的。清朝高官眼中的武举考试状况,或许有一定的普遍性。培养文武兼备的武举考生,必须有丰厚的家财支持吧。

难题二。

武举考试其实也是应试教育,即便不进入公学也可以在校外培训班学习,公办私立学员都可以参加武举考试。

那时候,人们的商业意识不强,大概没有人想靠培训武举考生赚钱,于是就在家族内部培养了。社会上出现了参加武举者呈现家族化的特征,甚至举业世代相传[4] ,如甘州韩家、河间哈家、宁夏马家、宣化袁家、泰州刘家等[5] 。

也有将门之后,或者家中曾经有人中过举或参加过武举考试者,家人中本来就知道考试武举项目的路数,顺势培养了自家后代,他们日常的训练与饮食也都由家族中对武举考试有经验的长辈直接指导和管理。

原生家庭的影响多么深远,“拼爹”现象自古都有。

这样看来,培养武举人才,一是需要成本,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二是有一定的培训条件,好爹,好家庭,也可以进官学。

这些硬件,杨露禅的家庭似乎都不具备。官学可以考,但是他还真没有考。

按照民间的口述历史,杨露禅是太和堂大药房东家陈德瑚的童仆,跟随陈德瑚到了陈家沟,遇到了陈长兴。如果身世真是如此,他学习武术只是偶然的机遇,没有家庭给他从小设计的长远目标。参加武举所有的条件也当然都不存在了。

官办武学训练情景

三、杨露禅考武举第一弹

生活在嘉庆和道光时代的杨露禅,从理论上看,有机会也有资格参加武举考试,但是他的家庭条件不一定能支持他参加武举考试的考前培训。

家庭财力不足呀!

贫穷限制了一个人成长的经济基础,也限制了家庭的见识和眼界。

其实,古今中外,中产阶级家庭出人才最多。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又需要一定向上攀爬的雄心和抱负。不在最上层,又惧怕有一天家庭没落到最下层的中产阶级,两者的条件都具备。

杨露禅生长的家庭似乎都缺少。

但是,这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中产阶级家庭出人才最多,不是说全部的人才都是从这里长成,因为出生社会底层或者社会最高层者,能够能够成就事业者从来不乏其人。

喜欢武术的杨露禅没有参加武举考试,对于一个习武者来说在那个时代里能够提升社会阶层的最好路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将在《杨露禅参加武举考试·第二弹》中谈。

注释:

[1] 清会典馆.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六[M]. 光绪己亥夏御制本,南京:金陵书局.

[2] 李林. 清代武科乡试中额及武举人群体结构试探[ J]. 史林. 2016(6):68 – 80,215.

[3]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42.

[4] 王学深. 清代“宁夏府冶 进士群体初探[ J]. 宁夏社会科学, 2016(3):188 – 194.

[5] 陈章. 试论清代的“汉侍卫冶 家族[ J]. 史林. 2018 (2):79 – 90,219

历史上的功夫大师有谁

许世友的功夫是正宗的少林功夫,老师为云游武僧林子金。贺龙虽然是黑社会的世家,但武功似乎不如他。
杜心武:绰号传奇武侠,湖南人士,早年习文尚武,得到过江湖武术奇人徐大侠的点拨和真传,学得旷世武功、身手不凡,青年时代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回国担任宋教仁先生创立的北平林业讲习所(北京林业大学的前身)的高等教员,并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私人保镖,武术造诣极深,创立了传统武术的散打技击之术“自然门”,成为一代享誉京师的武林大家。
万籁声:绰号自然宗师,早年身体孱弱多病,后考入国立北平林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师从著名武术家杜心武,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万籁声通过杜心武的言传身教,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和天资悟性,学得一身好功夫,尤其擅长自然门,身手矫健敏捷、技击动作迅雷不及掩耳,以快、准、狠著称于世。他曾经参加过民国时代的国术比赛,获得过轻量级的散打冠军,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央训练团的国术总教练。
蔡龙云:绰号神龙大侠,山东人士,出身于武术世家,自幼习武,悟性极强,擅长拳法和腿法,青年时代在上海参加过中外拳击对抗赛,击败过俄国力士,后又在擂台赛上击败过美国黑人重量级拳击手,一时间享誉上海滩,被媒体称为神龙大侠,晚年担任过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并担任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系系主任、教授,长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武术教育与研究活动,可谓桃李满天下,同时,他也是中国武术恢复传统散打技击竞技的积极倡导者和热心推广者。
 王子平:绰号神力千斤,河北沧州人士,出身武林世家,自小尚文习武,青年时代精通武艺、力能扛鼎,被江湖武林人士赞誉为“神力千斤王”,尤其精于武术弹腿,民国时代在北平曾经打擂击败过多位外国来华大力士和日本浪人。1949年之后,王子平成为中国武术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武术协会的副主席,晚年定居上海,从事武术教育与中医研究工作,他也系著名的中医骨伤科专家,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其女王菊蓉得其真传,女承父业,日后也成为著名的武术教育家。
韩慕侠:这是当年和霍元甲同乡并齐名的大师,武林大师张占奎弟子,解放前黄埔军校首席国术教官,击败无数外籍高手,打死天津擂台俄国大力士。
孙禄堂:名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别号活猴。河北望都县东任疃村人,清末民初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武学大家,堪称一代宗师,在近代武林中素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称。
霍东阁:霍东阁是精武体育会创始人霍元甲的次子,一八九五年二月出生于直隶静海县(现天津西郊)小南河村。由于家庭的熏陶,他自幼就酷爱武术,并能刻苦练功,极受父亲宠爱。后来,其耿耿爱国之心与高超的武技,和父亲一样,赢得了人们的广泛称颂。
一代宗师–意拳创始人王芗斋,早年师从郭云深学习形意,后以形意为基础创立“意拳”。日本人泽井健一来中国四处挑战中国武师,有胜有负。听说王芗斋功夫不错于是前来挑战,惨败,遂拜王芗斋为师,学习意拳。抗战期间多名日军军官挑战王芗斋均以失败告终。有个军官害因为怕王芗斋使用“法术”,在比武前宰鸡放血,用鸡血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要求在圈内比武,结果还是王芗斋赢了。抗战胜利时,泽井健一悲痛万分,动了轻生的念头,打算先杀死妻儿然后剖腹自杀。正在痛苦犹豫时王芗斋及时赶到他的住所,耐心开导自己的徒弟终于让他想开了,带着妻儿离开了中国。回到日本后一生致力与传播中国武术,称意拳为“太气拳”,被日本武术界尊称为拳圣,曾一度打败大山倍达,大山倍达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泽井健一把中国武术推广到了日本。王芗斋不仅用拳头打败了盛气凌人的日本武士和军官,更用仁义之道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之弃恶从善,为我所用,这是后来的武者难以达到的境界。
大刀王五,可算是近代武林响当当的巨头。王五是北京人,他本姓白,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和弟弟沿街讨饭,讨到了北京顺兴镖局,镖局的王掌柜看他长得相貌不凡,就收留了他,认为养子,改姓王。十一年后,王掌柜死了,他就继承了镖局。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他的本名,是王正谊。
 李圣五,化名李化天,小名吉顺。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活跃在中国山东的著名飞贼,一代轻功高手。外号“李燕子”,民间讹传其亦为“燕子李三”。由于无肖像,上为电视剧版燕子李三。
康熙十五年,沧州孟村人丁发祥北游燕京,适逢两名俄罗斯大力士在那里摆擂,几位技击家接连失败,丁发祥挺身与他搏斗,两位大力士连连被击败。一时名闻宫禁,皇帝与诸公大臣召见他,并题匾相赠,以示嘉奖。
释德根:嵩山少林寺和尚,清末化缘入京。因见英国皇家拳师丘斯威尔摆擂击死、击伤我多人,愤于不平而登台与他搏斗,先后使用“蝴蝶展眉”和“梅花拳”,都被对方击败。他奋勇三登擂台,使开“掏心拳”,指上打下,声东击西,虚实并用,激烈拼斗。当对方右拳向裆部打来时,他用右劈掌劈折了对方的小臂,同时其右臂也被对方“飞风拳”击伤。他忍痛侧身,左手疾去一记“掏心拳”打得丘斯威尔七窍出血,一命归天。当时他年龄刚满18岁!
董海川:生于清代嘉庆年间,河北省文安县米家坞人,幼年喜学各家拳术,及长访师江南,在桃花山上见一年幼和尚不断向树击掌,并盘树绕行,董自恃勇武上前和小和尚交手,结果大败。于是他请见老和尚,虚心求教,历经几个寒暑,尽得其艺;临别时师傅叮嘱:技艺已有成就,切忌少年气盛惹事生非,董唯唯应诺。然而回家之后偶与人争,以致出手伤人,官方缉拿甚紧,董遂净身为阉,隐于京师肃王府中,做了一名司菜太监。
柳海龙:当代中国散打的代表人物。 1980年出生,籍贯山东,身高1.76米,他13岁开始习武,后被选入山东散打队受训,初出茅庐就在全国散打锦标赛中战绩显赫:1999年获75公斤级第三名;2000年获75公斤级第一名;2001年再获75公斤级第一名;2002年获80公斤级第一名。他成为中国散打明星是在2000年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上,他在那届比赛夺得了75公斤级冠军并荣获“散打王”称号,此后还获得了“超级散打王”称号。他还在中国功夫VS泰国职业拳王争霸赛中两胜泰国拳手,在中美自由搏击对抗赛中击败美国选手,名声大振。
佟忠义字良臣,男,满族,武术名家。出身河北沧州武术世家,6岁习武,后在清宫禁卫军任武术教官,曾在奉天、沧洲开设镖局。辛亥革命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武术教官等职,兼理伤骨科。民国11年(1922),受国育武术研究会之邀来沪任教。民国14年创立忠义国术社,开设摔跤、拳术、举重、弓矢、器械五科,并在精武体育会、东亚体专等处任教。民国17年任上海市国术馆少林门主任及摔角教练,同年赴南京参加国考,名列优等。民国19年受聘为市国术馆董事。民国30年重建忠义国术社、中国摔角社,并被上海健身学院和现代体育馆聘为摔角教练。他授徒注重武德,在《武术须知》中要求弟子“爱国家,保国权”,“宁愿谨,勿诈虞;宁迂枸,勿放恣”;“守信义,重质朴”。解放后,曾多次参加武术表演,并开办伤科诊所。曾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上海市体委委员。著有《武术之道》、《中国摔角法》等书。
 曹晏海:河北沧州沧县芦家园村人。此人身材高大、蜂腰乍肩,臂长腿健。少年时酷爱武术,十五岁曾背着家人出走,去昆仑山学艺,沿途讨饭一个多月至山西太谷被一老人劝回。他聪颖过人,自学成才,十几岁能释读古文,双手提笔能写梅花篆字和清秀小楷。至令其家人还保存他早年阅读过的书札墨迹。十几岁从连阔和尚学拳术,1928年去南京中央国术馆在教授班学员。二十几岁就得了个“草上飞”的浑名。上海擂台赛曹晏海取得冠军和以后充分显示了曹的非凡武功和精纯技艺。
奇云和尚:奇云大师系北京西郊上房山兜率寺少林密宗高僧,俗名史正刚。河北省保定人,自幼读书学剑,曾多次投师学习,得名师指点学习各派武功,如弹腿及查、花、炮、洪、少林等各家拳术,冠绝侪辈。他曾在北京德胜门外教书,二十岁左右结婚,婚后曾育有一女,不久妻子病亡,大师悲痛欲绝,伤心之下,抱幼女回保定老家,送给乏嗣同乡领养后,孤身一人返回北京,投入著名的法源寺削发出家当了和尚,法号奇云。其后,奇云大师受命徒步化缘走到东北地区在一大寺院顶香受戒。回到北京后,曾在北京各大小寺院做过住持方丈,管理数十座庙宇寺院。长入佛门后,大师遍游名山宝刹,偶遇隐士高人授以无名神拳,示为筑基根本;后拜诵千手观音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敬观图像时,顿悟与隐士高人所授拳式融通,逐按像寻索拳式,发觉拳式姿式庄严,动作圆和,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图像契合;其后更访娴武高僧,获悉佛门曾有大悲心陀罗尼拳失传已久,隐衲所授正乃大悲心陀罗尼拳也。奇云自幸得以奇遇真传,复融会各家拳术精华,征引印证,获神拳之精微奥妙,使其造诣益深。
清末民初时期,威名赫赫的“神枪李书文”是八极门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以贴身靠打的精技纯功名震武林,以出神入化的大枪技艺扬威海内外,把八极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陈子正,著名武术家、一代武术大师,世人颂誉“鹰爪王”,今河北省雄县李林庄人,自幼酷爱武术,生性倔强。陈子正尽得刘氏鹰爪、岳氏连拳,是继刘士俊、刘成友之后的长于“岳氏鹰爪拳”的武林巨擘。
  “鹰爪拳”之名应首创于陈子正,在此之前统的称为“鹰爪拳”或“岳氏连拳”、“岳氏散手”。“鹰手拳”与流行的“鹰爪拳”在形式和内容上是截然不同的,以往流传的“鹰爪拳”专练三指擒抓之力,是手头上有劲、身上无活(活指完整合一整体丹田劲)。而“鹰手拳”不仅要练双手十指叨擒之劲,更练全身混无一握的整体劲,要求气达周身、惊起四梢,劲发于后踵、通于脊背、达于拳掌。
  众所周知,鹰是鸟中之猛禽,其性猛、爪和、目锐、身捷。其身形快似闪电奔雷,在与其它形体稍大或相等的禽类或野兽的搏斗中,喙叨食其肉、翅膀扇打令其昏,利爪擒抓并将其挠、撕、摔、打成碎片,身手互用可见其功,与其相搏者无不惨败命亡。陈子正就是根据鹰的这些特点将岳氏连拳命名为“鹰手拳”的。
郭云深,直隶深县马庄人,家不富足,力食四方,兼访名师,闻刘晓兰先生名气,便访至易州西陵,也拜孙亭立先生为师练八极拳,住在刘晓兰先生处,这样刘晓兰先生与郭云深先生成了八极拳门中的“谱兄弟”。孙亭立先生见郭云深学拳已成,便让他也去山西李老能那里学形意拳。郭云深到山西太谷以同乡之关系拜见李老能先生,说明来意,并将八极拳中的刚猛猴拳和梨花大枪演示给李老能先生看。 李先生见郭云深所练手法灵速、气势严整而神气活妙,遂收为弟子。当时李老能以租种菜园为生计,郭云深帮助灌田、耕耘,一应事情非常勤快,深得老能先生的喜爱,便倾囊相授,郭十二年后艺成。后来因铲除恶霸,犯了人命官司,被关进监牢,仍苦练功夫,由于项上有枷,脚上铁铐的缘故,练就了只能迈出半步的绝技——半步崩拳,所以,后来郭云深名扬大江南北,以“半步崩拳打遍天下”而著称。
 轨迹拳创始人:李紫剑古时就“中原”的称谓,这很可能源自当时纯朴的民众,他们误把河南当作中国的中心了。时至今日,某些曾到过河南旅游的外国人都会讲一句类似“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不成文俗语——不到河南非中国,我想这多半也是来自对历史的传承。在这当中,河南人民对于中华武术的继承、发展所做的贡献更有其非凡突击的一面,功不可没。就传统武术而言,众所周知的中国乃至世界最具影响的两大武术派系——少林与太极的源产地,就是河南省;而今最具中国特色的有着深刻内涵的武术典范——轨迹拳学即诞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河南省巩县一个叫竹林的小山村(现称巩义市竹林镇),其创始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在武林界有“狂生”之誉的李紫剑先生。
孙存周:孙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老先生的次子,讳焕文号二可,他自幼秉承家教,又敏而好学,深得太极、形意、八卦诸拳之精髓,尤以武术击技闻名于世。文武兼修,16岁始发奋苦修,三年得家学大要。海上名拳家褚桂亭叹存周武艺绝伦,技击独步,同时代无人能出其右。存周先生一生笃技击、好任侠,远浮名,书剑合璧,轻利重义。以其一生对武学研修的苦心孤诣和潇洒超脱、求真忘我的精神境界感召后人。存周先生质朴天然,幽默博学,趣意清雅。通诗文词曲,知古乐音律,更好书画,以山水为多,尤善松柏,合以其性。
 郭瑞祥,字慕秋,出身武术世家。其父郭长生,人称“郭燕子”名扬中外。1991年以来郭瑞祥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武术刊物上发表介绍苗刀、通臂拳、劈挂拳、疯魔棍等文章数百篇。他经过长期钻研,撰写了《苗刀》专著,证明了苗刀原于中国而非日本。郭瑞祥老师在武术方面的突出贡献,受到了中国国家体委和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黄淳梁是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赴港之后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也是将咏春现代理论化科学化的重要功臣之一。咏春拳拳学的创始人。
陈长兴:温县(今属河南)人。陈氏十四世孙。立身中正,形若木鸡,人称“牌位先生”。精于陈氏世传拳术。继以王宗岳《太极拳论》的理论,损益陈王廷所创长拳十三势,使其拳路系统化、定型化。为太极拳老架之代表。传授门徒众多,有名弟子有,其子陈耕耘,宗侄陈花悔,陈怀远,杨露禅(福魁)等。
  王润生,湖南长沙人。精通“八拳”,人称拳王。1905年留学日本,曾打败日本柔道家。当时日本留学生柳午亭、向恺然等数十人纷纷向王润生求授拳术。王润生回国后,1913年与向恺然在湖南长沙创办国技学会。1916年冬在上海击败俄国在大力士多维诺夫斯基,誉满中江。1928年与1933年在南京举行两次全国武术考试,王润生均任评委。1934~1940年王润生任湖南大学体育教授,兼教武术。王润生是吴公仪的长辈,仍不耻一问向吴学太极拳推手,并每日给吴打洗脸水。一代“拳王”能重创日,俄武士,为国家民族增光,却谦恭好学,师事晚辈,有崇高的武德。
霍元甲,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他的武艺出众,又执仗正义,继承家传“迷踪拳”绝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有多部影视作品描述他的事迹。
杨露禅自幼好武,因家贫,迫于生计,在广平府西关大街中药字号“太和堂”中干活。这药店为河南焦作温县陈家沟人陈德瑚所开。陈见杨为人勤谨,忠实可靠,又聪明能干,便派他到故乡河南焦作温县陈家沟家中做工。适逢陈长兴借陈德瑚家授徒。杨心中十分羡慕,有心拜师学艺,但一者事繁,二者又怕陈不收自己。他虽然懂得江湖禁忌, 但因学艺心切,便在陈氏师徒练拳时,在一旁观看,用心记下某些招式,无人时便私下练习。
黄飞鸿是清未民初有代表性的洪拳大师。清顺治年间,郑成功部将蔡德宗等五人潜至福建少林寺,与达宗等在高溪庙创立洪门会(天地会),洪门会流行的拳术称为洪拳,含有纪念朱洪武,反清复明之意。黄飞鸿的洪拳,一方面由陆阿采–黄泰–黄麒英所传,一方面由铁桥三–林福成所传。黄飞鸿对洪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并以飞铊入埕、采高青、五郎八卦棍、无影脚等绝技闻名,现传下的要拳术套路有工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线拳、五形拳;主要器械套路有五郎八卦棍、子母刀、单刀、飞铊、行者棒、瑶家大耙、形意箫、挑等。
 叶问,本名叶继问,是广东佛山的大族富家子弟。叶问从小受到家庭严谨的儒家教育。从7岁起便拜“咏春拳王”梁赞的高足陈华顺(人称华公)为师学习咏春拳。自收叶问为徒后,陈华顺则不再接受任何人士拜门学技,叶问成为陈华顺封门弟子。华公逝世后,叶问再随师兄吴仲素钻研拳技。叶问十六岁那年,赴港求学外文,就读于圣士提反学校。后随梁壁(梁赞之子)学武。1950年赴香港,在港九饭店职工总会内传授咏春拳术。其弟子中最出名的是让中国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打巨星李小龙。
  李小龙,原名李振藩,乳名细凤,为美籍华人,祖籍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身高173厘米,体重64公斤。他是一位武术技击家、武术哲学家、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著名华人武打电影演员、世界武道改革先驱者,UFC起源者,MMA之父,截拳道武道哲学的创立人。他对中国电影业的贡献永不磨灭,在香港的3部半电影,3次打破空前记录,其中,《猛龙过江》打破全亚洲票房记录,李小龙随即风靡东南亚。与好莱坞合作的《龙争虎斗》总票房达到2.3亿美金。毛泽东,本拉登都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在泰国曼谷拍摄《唐山大兄》时,秒杀泰拳王察尔·铺。

李四光的一生

  简介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
  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
  1952年
  李四光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04年
  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因其在日本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
  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1920年
  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28年7月
  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武汉大学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49年秋
  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凌叔华.陈源夫妇)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8月
  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李四光担任首任院长。
  1958年
  李四光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李四光与家人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李四光的蜡像
  毛泽东与李四光的交往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李四光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 李四光与毛泽东
  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我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我国地质条件,认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我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李四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李四光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来告诉他的女儿说: “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李四光讲了些什么。李四光刚到家,家里人便都急着问李四光。 李四光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李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 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部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理资料,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李四光与地质力学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创立的,是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926年和1928年李四 地质力学创始人李四光
  光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进退规程》等,从理论上探讨自水圈运动到岩石圈变形,自大陆运动到构造形迹等问题,1929年提出构造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构造体系类型。1941年李四光在演讲“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时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一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对地质力学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地质力学是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即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及其起因的科学。它从地质构造的现象(构造形迹)出发,分析地应力分布状况和岩石力学性质,追索力的作用,从力的作用方式进而追索地壳运动方式,探索地壳运动的规律和起源。地质力学认为结构要素、构造地块和构造体系是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对于探索地壳运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已认识的构造体系,可划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即纬向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系。这些体系主要是地壳的水平运动(经向的和纬向的)造成的;而水平运动则起源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李四光把地球自动调节自转速度变化的作用称为“大陆车阀作用”,因而把这一假说称为“大陆车阀假说”。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李四光著作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李四光
  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地震预测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教导我们”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这一路走来,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总理说过:“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文中用了一连串的“要注意”,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2002年5月31日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